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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掌，也许大声喝倒彩，双方都练出了厚脸皮。

     不难想象军情六处为什么看上安德烈，一个服役超过五年的皇家工程兵，德语足够好，可以应付这个被击败的敌国首都。

    他平日被关在空军基地里，偶尔在上级军官监督下到市区里架设电线。

    因为反复被情报部门借走当翻译，军官们决定让他留在那里。

    安德烈很快当起了信差，脱掉军队制服，换上旧衬衫和不合身的长裤，打扮得像个柏林人，在这座被炮火夷平的城市里钻来钻去。

     1949年底，他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线人，是个在地下酒吧认识的波兰飞行员，两个弟弟都死在了卡廷森林，需要为心里针对俄罗斯的仇恨找一个出口。

    他仔细向安德烈解释苏联战机的编队和呼号，定期送来中队调动安排，手写的，整齐又详细。

    安德烈这时候才开始学外勤该有的“技艺”，怎样在通讯被监听的情况下和线人沟通，怎样使用死信箱，怎样藏匿缩微胶片，诸如此类。

    他和波兰人选定苏联占领区里的一座穹顶坍塌的教堂做接头地点，里面散落着布满弹孔的巨大石砖和烧焦的木头。

    波兰飞行员会把紧紧卷起的纸条塞进石板的缝隙里，那块石板上压着倒塌的柱子，看似无法移动，实际上靠近左下角的地方有一道足以伸进半只手掌的缝隙。

    安德烈拿走纸条，留下钞票，美元，不是德国马克。

     1950年1月20日，波兰飞行员返回华沙，再也联系不上。

    安德烈预定1月31日正式退役，本不该继续留在德国，但行动处处长霍恩斯比扫开了官僚主义的障碍物，把他留在了柏林，放手让他捕捉新的羊群。

    安德烈在柏林过了二十八岁生日，礼物是微薄的月薪，还有大使馆里的一份新档案，职务是“电工”，当时在柏林的情报官全都挂着虚假的职位，秘书，翻译，记者，英文教师。

    毕竟，雇佣他们的军情六处在官方文件上也并不存在。

     尽管情报官都喜欢宣称自己怎样的人都能对付，一个特定的情报官似乎总是倾向于招来某种特定性格的人。

    有人擅长编织云朵，所以总是引来理想主义者；另一些人善于擦出火星，于是更受到行动家的信任。

    有人偏好羞涩的学者，有人专门拉拢水手和码头工人。

    安德烈喜欢把敌人拉进怀里：斯塔西、苏联军事情报局、红军柏林指挥部的下级军官，所有那些高傲的，沉默的，狡诈的，警惕的，和他一样爱玩这个游戏的。

    他哼着歌慢慢接近，邀请他们跳舞，悄声细语安抚他们，用柔软的绳索套住他们的脖子。

     这里面，不可避免地，出现了一个例外。

     作者有话说： [2]RiderintheSky，1940年代英国流行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