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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十岁。

    我克制住伸手把相框拿起来的冲动,放下茶杯。

     “那么,您也在渡轮公司工作?”梅森太太问。

     我完全可以回答“是”,说一些礼貌的废话,道别,冲上火车逃离这座困倦的海滨城市,但这样就完全浪费我从苏黎世到这里一路积累的勇气了。

    我清了清喉咙,对方想必感觉到了我的紧张,坐直了一些,一只手放在珍珠项链上。

     “不,梅森太太,我不在渡轮公司工作,卡尔也不是。

    事实上,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和您见一面,我认为……”我的句子开始变得散乱,“我认为您应该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,您有权知道,我应该早点来的,但当然,六处不会让我接近您,现在不同了,现在他们觉得无所谓了,那么多年过去了。

    ” “我不明白您的意思,沃格尔先生。

    ” “梅森太太,我来这里,是为了告诉您1961年8月13日凌晨发生了什么。

    ” -------- 我起先说得很慢,因为不确定该从哪里开始。

    后来故事本身接过了缰绳,自己往前奔跑。

    安德烈的母亲安静地听着,紧紧攥着手帕。

    她就像任何一个已经习惯于苦难的人那样接受这个故事:不质疑,也不反抗。

    中途我们只被打断了一次,梅森先生散步回来了,我重新介绍自己,复述我的来访目的。

    他不是很能听懂德语,但始终坐在妻子身边,握着她的手。

     “我认为这是我欠卡尔的,我必须让你们知道他不是因为什么愚蠢的滑雪事故丧生,我认为这是我的错。

    ”为了不让沉默持续太久,我最后这么说,作为我的结案陈词,“我真的很抱歉,梅森太太。

    ” 她看着我,有那么几秒钟,我担心她会昏过去。

    她松开了丈夫的手,往前倾身,拍了拍我的手臂:“沃格尔先生,这当然不是你的错。

    你不需要道歉,我想卡尔和我一样,都很高兴你活下来了。

    ” 我想说点什么,但哪一个单词都显得不合适。

    年轻的护工走开了,不一会又回到客厅,递给我餐巾纸。

    我强迫自己深呼吸,等着喉咙里的堵塞感消退,梅森太太问我想不想要一杯水,我摇摇头,站